1996年6月起，由于刘某经常在外参与赌博，为此夫妻双方产生矛盾。同年12月，李某发现刘某有外遇，夫妻间遂发生争吵。刘某作出书面保证，承诺此后不再与第三者往来，并请求李某谅解。2001年9月26日，刘某因驾驶摩托车发生车祸跌伤致残。

　　在刘某住院治疗期间，李某查阅刘某1998年、1999年的日记时，发现刘某又有作风不轨行为，遂引起夫妻矛盾激化。2002年3月12日，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刘某离婚。经刘某申请，法医对其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作出鉴定结论：“被鉴定人刘某颅内血肿术后、脑外伤后综合症诊断成立，目前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之后，刘某被接回其父母处居住，双方分居生活至今，互不履行夫妻义务。

　　2003年7月29日，李某再次起诉要求与刘某离婚。

　　被告刘某辩称，我现在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故李某应当依法给予我经济帮助。

　　[争议]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对李某与刘某离婚以及所生一子的抚育等问题均无争议，但对李某是否应当给予刘某经济帮助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与刘某婚姻基础及婚后较长时间夫妻感情较好，但刘某不珍惜夫妻感情，先后有赌博、外遇等不良行为，造成夫妻感情逐渐淡漠。期间，刘某作出书面保证后，李某曾给予谅解，但刘某仍未能改正，继续与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给李某心灵造成了伤害，夫妻感情逐渐恶化。造成双方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于刘某。刘某虽因车祸致残，目前无经济收入，但鉴于其有重大过错，故对于其要求李某给予经济帮助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虽然有重大过错，但由于刘某目前无生活自理能力，且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因此，为了能够妥善安置其生活，根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应由李某酌情给予刘某一定的经济帮助，数额则应当结合李某个人的给付能力、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夫妻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可见，在夫妻离婚时，如果一方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那么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而且可以采取双方协商的方式。在协商不成时则由人民法院判决。

　　结合本案案情，刘某确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显然符合生活困难这一标准，因此，李某应当依法给予刘某适当帮助。当然，如果李某有个人财产，则应当首先考虑以其个财产给予刘某适当帮助。在没有个人财产时，可以采取金钱给付的方式。换言之，第二种观点是可取的。而第一种观点事实上将离婚过错责任运用到了一方生活困难时，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的场合，故有失偏颇。

　　[余论]

　　由于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因此在审判实践中给了法官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在：根据法条规定，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帮助，但在诉讼过程中，除双方达成协议的外，法院几乎都一律采取判决金钱给付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虽然与该法条的立法原意存在矛盾，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理由是，根据该法条的规定，从字义上分析，应当说非常明显，给予或者说提供帮助的一方必须是以其个人财产进行，如属于个人的住房、汽车、家电，等等，而不仅仅是金钱。原因很简单，金钱（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种类物，根据“货币占有与所有一致”原则，婚后取得的金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约定财产制不在此例），当然，属于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二）、（三）、（五）项规定情形中的金钱，而且有相关证据证明的也应当除外。此外，由于给予帮助并非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更多地含有扶危济困的道德内容，加之帮助只能是“适当”的帮助，而有些个人财产例如住房、汽车等不宜采取作价拍卖、变卖形式转化为金钱，因此，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笼统地规定“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在实践中并不具备操作性。而采取金钱给付的方法，则既可以弥补立法的不足，也可以使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时有明确、具体的依据，从而有效促进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修改婚姻法第四十二条。具体可以修改为：夫妻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另一方的个人财产状况，采取金钱给付的方式判决。

　　笔者还认为，对于金钱给付的比例，可以参照抚育费的标准，掌握在另一方个人财产价值的20%—30%之间，同时还应当结合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生活困难一方的实际情况酌情予以考虑，并且应当采取一次给付的方式，从而使具有道德色彩性质的“帮助”与具有强制力的判决进行的“帮助”完美地融合，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