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据民政部门统计，中国约有178.5万对夫妇离婚，相当于新加坡整个国家人口的总合，而一年以前，这个数字还维持在160万。众多的社会研究机构开始惊呼：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全国性的离婚浪潮。
上山·下山·爱
颖女士曾经插过队，在山寨里一待十年。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千万计的青年人从城市流向农村，颖女士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上山下乡。听了许多场报告之后，就被云南“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描述给吸引住了。经过几天的火车颠簸后，又坐了好几天的汽车才到达安排的农场。“哪有什么香蕉呀、菠萝呀，四围都是山，天气阴冷潮湿得要命。”颖回忆起这段时光哈哈大笑：“大家一下子觉得心都凉了，我们一群女知青围坐在一起哭了好几天。直到出现了平。”
平吹得一手的好葫芦丝，还有足足一屋子的书。白天他出工，颖就央求着躲在他屋子里看书，哪怕别人传闲话也不怕，要知道，在茂密的森林里，共同语言的人是很容易亲近起来的。到最后，亲近变成了亲热，闲话变成了喜字，他们结婚了。
本来下了在云南呆一辈子的决心。谁知道1977年，知青开始返城。颖的父母为了一张上海户口托人情找关系终于定了下来，但是前提是只有未婚知青才能返城。“当平兴冲冲地来找我，遭受的却是我父母的冷落和我的游移。我坦白了，我告诉他我想回家。本以为会面对他的责骂，但是他宽容大度地对我说‘我等你回来，如果你实在舍不得上海，我也不会怪你的。我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三天后，我们离婚了。”一滴眼泪从颖的眼角流了下来。她当时知道自己日后一定会后悔，但是她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如果·爱
伟点上了一支烟，这是伟在这个小时内的第三根了。然后，他嘴里再次提到了“如果”，是啊，如果没有勾引妻子的那个家伙，如果她还在原来的工厂里做工，如果……问题是，假如一切能够重来，他就一定还是那个每天哼着小曲回家的快乐小伙吗？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如果”这个词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那还是在80年代中期，我和我前妻是经过单位领导介绍见面的。那时候好像都是这么认识的。我在政府部门做会计，她在一家工厂做销售员。双方都觉得对方条件还不错，人也塌实，自然就结婚了。结婚后家庭条件虽然一般，但是小日子还是过得很舒心。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想离职去倒腾服装。在那个时代从工厂辞职是一件相当轰动的大事，我再三劝阻，但是她着魔似的一意孤行。辞职以后，她和几个老乡做的生意倒是出奇的好，当然在家的时间也少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即使在家，她也是累得回来只想躺下睡觉，我则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家里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外基本是静悄悄的。迟钝的我却根本没想到，有一天她真的会离开我。
“那是一次同学聚会，她一直在劝我陪她去，很坚持，但是我一向很讨厌这些吵吵闹闹的场合，最后不欢而散。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她有什么预感吧。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回来后看到她穿戴整齐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才发现有些不妙。她很坦白，说现在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她在同学会上遇见了大学的男朋友，已经离婚的他，说可以带她出国做生意。而她现在更向往的是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而不是在家里做一辈子的家庭主妇。所以，她选择离开这个家。”
说到这，伟有些沉默，也许是这些话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也许是伟忽然意识到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跟他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女人。采访没有再继续下去，尽管我们很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可能他的前妻并没有和那个男人走，可能有一天她会回国想和他复合。也许接受采访的是她而不是他，我们会得到另一个故事。看，我们又一次被心中的幻象迷惑了双眼。童话故事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作者知道如何完美地结束。
离婚之后再谈爱
离婚了，法院把房子判给妻子，锋本以为现在自由了，于是租了一间房子做快乐的单身汉。谁能想到，锋刚租好房子，前妻就立刻在锋的楼下也租了一间。锋隐约有不好的预感，但是现在关系这样也不能多问，就只好由她去了。然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两个人了解对方了，无论是锋常去的饭馆还是常跟朋友盘踞的酒吧，前妻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他。锋的哥们儿都以为他复婚了，锋有口难辩。一次一个大学的女同学找锋去楼下的咖啡馆聊天，谁知道被前妻知道，坐下就不起来了，一口一个“他这个人啊，谁叫我命苦，我在这儿他才不敢”这类的话，而锋的同学则忍着笑一唱一和地数落着，最后知趣地告辞了。锋恶狠狠地问前妻干什么老来打扰他，前妻却哭着说，离婚了也可以做朋友，干吗分那么清楚。锋身边找他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锋则越发搞不懂，为什么离婚了以后竟然比结婚的时候还受束缚，前妻难道是在报复自己吗？
相信有类似困饶的绝不止锋一个人，离婚这件事情对于现代社会的男人来说，或许就是意味着分开来自己过日子的开始，而对于女人来说，却是所有有关爱情幻想的结束。锋的前妻就是最好的例子，女人或许可以抛弃男人，但绝对不能抛弃被爱的感觉。
[专家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
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4年为161.3万对。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离婚人数增加趋势迅速，传统的家庭观念正在受到挑战，“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美好祝福随时都可能崩塌。为什么中国的离婚率会持续攀升？难道婚姻真的像把伞，用它遮风挡雨时，才显其重要；风和日丽时携带它，就觉得麻烦？这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采访了著名的社会学家周孝正。
离婚率越来越高确实是事实，前年是40%，今年是50%，但周孝正认为，这个比率并不能严格地说明问题。因为这个比例只是当年在北京结婚人数和在北京离婚人数之比，但当中可能存在一个人员流动问题，如果两人中一人是北京人，一人为上海人，那么他们就可以选择任何一地登记结婚，或者离婚，这就会造成离婚比率不够严谨。他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总和离婚率的调查，也就是说，假如今年北京有100对结婚，跟踪调查他们每年的婚姻状况，一直到他们去世。没有这些比率，就无法特别准确地分析。
尽管如此，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一直在攀升，确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周孝正认为，过去我们是一个二元封闭的社会，所谓“二元”就是城乡分隔对立的社会，而现在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增加了，思想上的、言论上的等等。因而，婚姻也较从前自由多了。结婚自由，就意味着离婚自由。
过去的婚姻很多是包办的，既然结婚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那么离婚肯定也是难以自由决定的，因此过去离婚的很少。后来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婚姻自由的法律条文开始为爱作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但在第三十一条同样出现了“自愿”的字样：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正如周孝正所说，结婚自由意味着离婚自由。
特别是随着离婚手续的简化，离婚的确更自由了。过去离婚是很麻烦的，父母、周遭的朋友、单位工会的领导、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都会苦口婆心地劝你别离婚，而到了法院，也有人告诉你有6个月的冷却期。而现在办离婚，不再需要单位开具证明，只要符合条件的当天即可办理离婚手续。还有，过去人们将离婚看成是一件丢人的事儿，而如今，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容忍度的提高，离婚率持续增长。对此，周孝正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能将离婚简单地看成是一件坏事，它无所谓好坏之分，得具体个案具体分析，但总的来说，离婚人数的骤增是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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