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光旦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他提出的重要概念“位育”便体现着这一思想，中庸思想同时也是潘光旦性学思想的特点。他鼓励在中国普及性教育，但对性教育的先驱者张竞生颇多指责；他反对“社会不应该干预私人生活”；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而对“性变态”具有很强的标识意识；反对“试婚”，主张早婚，甚至反对一夫一妻制；……

　　在那个时代，潘光旦对性文明的推进起到一定进步作用，但在今天看来，他的性学思想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历史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

　　关键词：性学、中庸、潘光旦、位育

　　潘光旦(1899-1967)为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毕生从事优生学、家庭制度、人才学、心理学、民族等的教学与研究，其著译约600万言。其中，多处涉及到性问题，在当时的学界甚为显眼。

　　通观潘光旦著述中的性学阐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一方面，在他所处的时代，潘光旦无疑为性社会学与性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同样也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在霭理士《性的教育》一书的代译序中，潘光旦写道，“任何一本讨论问题的书总有它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1](P69)显然，以这话来评价他自己的著述，也是适宜的。

　　本文拟专事从潘光旦总的思想倾向上，分析其著述中表现出来的性学思想。

　　一，“位育说”与中庸的性学思想

　　一位学者的性学观点，往往与其学术上的整体风格相一致，是其个人学术理念的有机组成。潘光旦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评价道：“新人文思想的关键的词就是‘位育’两字。位育是潘老师全部思想的核心。” [2](P2)

　　潘光旦自己则这样解释他提出的“位育说”：“社会的位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位，即是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一方面是育，即是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当的‘异’。‘同’而过当，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异’而逾量，社会生活的重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二者都是不相宜的。为社会秩序计，‘同’非不可欲，然而不宜‘尚’，中国史实早已昭示于我们了。为社会进步计，‘异’当然可欲，然窃以为也不宜‘尚’，尚则也不免有流弊。”

　　“生物，尤其是进入文化的人类，尤其是今日适当中西新旧之冲的中国青年，往往有不能安其位不能遂其生的，这种现象以前叫做‘顺应失当’，如今我们叫做‘位育失当’。”

　　潘光旦注意到了西方性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自西风东渐，西洋文化中的糟粕，包括旧的性观念在内，也成为输入品的一部分，而竭诚接受它的也大有人在。” 如何以位育思想对应之呢？潘光旦有论：“第一，不能不做相当的迁就，换言之，就是竭力接受一部分的目前宰制世界的西洋文化。第二，对西洋文化中的各个部分先加推敲，有所挑选的加以接受。第三，我们的民族有几千年的阅历和经验，我们可能的贡献究属在哪里？整理出来以供世界采择。”

　　细细分析，不难看出，位育思想具有很强的中庸性。事实上，潘光旦同样是这样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的。他说，“我们心目中的性，始终是一种现象、一个事实，从来既没有把它捧上三十三重天，也没有把它推下十八层地狱。我们应付性生活的原则，始终是一个‘节’字，一面固然反对纵欲，一面却也从没有主张过禁欲。淫字的原意之一便是‘溢出、‘过甚’、‘失当’……两性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不能以礼化’(《诗序》)的结合，便叫做‘淫奔’，所谓礼，所指也就是分寸与节制的原则。……穷其极，也不过志在劝人安于婚姻生活罢了。至于根本以性为秽恶，以性行为为罪过的态度，终究是没有。”

　　有学者指出：“潘先生反对极端主义。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中庸是我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万物育焉。’”

　　一次，潘光旦举例说，假若张三爱上了李四的妻子，“张三要是真懂得情理的话，就应当自己节制自己，他尽可以增加他敬爱李四妻子的程度，提高他和他们的友谊关系，而不再作‘非分’之想，那‘非分’的‘分’就是‘分寸’的‘分’，这就叫做‘止乎礼义’。” [6]这里，潘光旦强调的仍然是一个“度”。

　　这位具中庸精神的学者，虽然他留学西洋回来，接受并为国人引进了许多新的性文化，他表现出来的性学思想，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中庸的。

　　潘光旦多次对同时代的另一位性学家张竞生提出批评，后者在当时可谓是“激进”的代表人物，著有《美的人生观》等，其《性史》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著作屡屡受禁，张竞生本人也成为当时社会垢骂的对象。

　　潘光旦曾这样不点名地批评张竞生：“……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7]

　　对于张竞生主编的刊物，潘光旦写道：“这种种刊物，名为介绍正确的性观念，他们自己的动机和态度便很有问题。名为介绍精当的性知识，他们所叙述的事实常有错误，有的更是半出臆造。要辩驳起来，真是辩不胜辩，驳不胜驳。见了这种情形，令人不能不怀疑到介绍者的资格上去。”

　　需要说明的是，张竞生的性学思想虽然在当时看似“过份”，今天几乎已完全受到世人肯定，台湾学者李敖称其为“先知者”。从潘光旦对这位“激进分子”的指责，也可反观出他学术思想的中庸特性。 　二，社会应该干预私人性行为吗？

　　以今天后现代学术的视角看，社会对私人性行为的干预越少，社会便越民主与进步。福柯便一再指出，性不应该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 潘光旦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与私人性行为的关系也已成为争论的话题。潘光旦对此持保守的论述。

　　“恋爱自由，另有一个社会学的意义，就是一人与另一人，发生性爱关系，应不受任何第三者的干涉。西洋学者如霭理士与罗素却有这一类的主张，以为只是性爱关系，其权衡应完全操诸个人，至若自性爱关系进而为生殖关系，则子息之多寡优劣，在在不免影响社会全般的福利，社会始有过问之权。这种见解显而易见是对条顿民族民族性的一个让步，是经不起理论上的盘驳的。我对霭理士的性的见地，几乎全部接受，独于这一点不敢苟同，试问人类的行为那一桩没有它的社会的关系？性行为因为普遍总需要两个人才能成立，自然更不例外，初不问此种行为的目的在不在产生子女。一桩性爱的行为无论为祸为福，为福例如圆满的婚姻，为祸，例如纳妾宿娼，迟早不免波动出去，以影响及于第三者的治安，何得谓为与社会不生干系？”

　　潘光旦在多次重申自己的这一观点：“丝毫不加搁阻，势必至于引起许多别的问题，非特别喜欢多事的人也决不肯轻于尝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弗洛伊德思想红极一时的时期，而潘光旦更是深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他的成名作《冯小青》开始，几乎贯穿了他全部的学术生涯。《冯小青》完全是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成长阶段与性变态思想的一个中国注解。需要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弗洛伊德已经被批驳得几乎体无完肤，所以潘光旦自己十分满意的《冯小青》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是一个完全失败的研究。但这并非本文想论及的。我们想说的是，从将冯小青定义为“影恋”、“自我恋”这一性变态开始，潘光旦在著述中无数次以“性变态”来标识私人性行为，这种标识特别见于《性心理学》的译注中。

　　潘光旦甚至称手淫为“非法出精”，“为成人后心理生活之累” [12](P212)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论述的，将少数性行为归入“变态”，是十九世纪开始社会权力对私人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

　　在论及性道德方面，潘光旦也与当时主张打倒旧的性道德，鼓励性爱自由的张竞生形成鲜明对照：“青年男女，在没有走上结婚的路子以前，最好是守身如玉，对于性的道德和健康，要留心认识，保守贞操，是没有害处的。” “性道德果为何物，我辈可无庸深论。以常理推之，一人择偶既定，其用情如能专属而持久，此人即可以当得有道德三字。” 而性道德的“最大标准”，在潘光旦看来，竟然是“优生”：“优生为性道德的最大标准，我们中国人本来也有相当的了解，所不同的是，以前的是家族优生，目前更需要的是民族优生罢了。” 应该注意到，这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之局势是密切相关的。 三，主张早婚与妻妾制

　　潘光旦承认如果欲求得不到缓解和满足，便会引起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是，他与其对“性道德”的重视相一致，他反对未婚同居，而提供的解决建议是“早婚”；对于男人的性伴侣倾向”，他提供的解决办法是“一妻多妾”。

　　潘光旦写道：“古者男女达春情发动期即成婚；所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之说，虽迹近黄金时代，非不事实也。……欧美社会向亦通行早婚，至十七世纪，此风犹盛。至十八世纪，则迟婚之端渐开；今则已成一种社会潮流。……我国社会中迟婚之倾向，则近年来始引人注目。……一种潮流有一种潮流的原委，故论势有不能不发生者；然一种潮流对于社会种族前途亦不无利害关系之可言，故论势不得不然者，论理之宜否，或为别一问题。迟婚之潮流，以我辈观之，实弊多利少，自生理之个别言之，婚姻之年龄自宜随人而有迟早，但就一般之利害言之，则当以早婚为宜。”

　　“婚姻为一事，而性欲之要求又为一事；故婚礼之举行可以展缓，而性欲之活动未必展缓。我国古代重男女婚姻及时，否则淫乱之风必炽；濮上桑间，皆诗人刺淫之作也。近代迟婚之国家，女子卖淫之业，必较发达；设卖淫为舆论所不容许，或为法律所绝对禁止，则其他假托男女结合方式必多，而社会之性道德必趋沦落。……西方有所谓‘常律婚姻’(common law marriage)者，我国社会称之曰‘姘识’，而不与以法律之保障……”

　　潘光旦还在多处提到美国法官林赛鼓励的试婚，对此，潘光旦明确表态：“不能接受。”“所以大家不结婚则已，如果结婚，必须要经过正式的手续和条件，才能成立。”对于学生，潘主张：“假如不能提早毕业，寻末，在求学期间，也无妨结婚。”

　　另一方面，潘光旦还在多处论及男性均喜“多恋”：“多恋的倾向，是‘发乎情’，是‘民之性’，单恋的原则和归宿是‘止乎礼义’，是‘先王之泽’，先王之泽就是传统的文教的影响。教男女于婚姻之外，对其他异性的人丝毫不发生与不表示爱慕的心思，是不可能的……”

　　潘光旦认为，一夫一妻会引起“淫辟”：“这叫我们联想到《礼·经解》上的几句话：‘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不过这里所谓婚姻之礼是兼两个条件而言的，一是附加的妾制，二是相当的早婚，否则，像兴氏所评论的西洋的婚姻之礼，不更足以增加夫妇之道的痛苦和淫辟之罪的频数么？”

　　他进一步论述说：“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有西洋的那般大。……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妾为骨干的；一夫一妻是常经，妾制是权变。” 　“婚姻之专一，自其广义言之，为理论的性道德问题；自其狭义言之，为实际的妾制问题。”  “然多妻之倾向既为历代种族遗传之一种品性，在今日自犹强烈。社会有强烈之多妻倾向，而欲推行严格之一夫一妻制，论理未尝不可通，论势则万万不可能。不可能而强为之，则淑种之功效未睹，而社会道德必先蒙重大之打击矣。……述多妻之二大原因既竟,我辈乃知一夫一妻制虽宜提倡，而于一夫多妻制，亦宜加以容忍。主张严格推行一夫一妻制与禁绝一夫多妻制者，未察人文生物之事实者也。”

　　这里，具有中庸思想的潘光旦，表现出了他思想中极端保守的一面。

　　此外，在潘光旦对于性教育的有关论述中，也表现出他中庸思想的一面。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潘光旦在性学方面的著述，可谓有得有失，得失参半，某些地方甚至失大于得；但以当时历史背景来评定，则得大于失，对性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我们评价一位学者的学术成果，一方面不能离开他生活的时代，否则便有失公允，另一方面也不能局限于他的时代，否则便难以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提供裨益。--2003年2月

　　(此文得到胡鸿保教授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霭理士的性教育观》［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1卷［C］.潘乃谷、潘乃和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想起潘光旦老师的位育论》［A］，费孝通，《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陈理等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2页

　　[3]《潘光旦释“位育”》［A］，潘乃谷，《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

　　[4]《潘光旦释“位育”》［A］，潘乃谷，《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239页

　　[5]《狂言惊座敢先传》［A］，顾天予编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35页

　　[6]《读霭氏〈性道德论〉后――〈性的道德〉译本代序》［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1卷［C］. 81页

　　[7]《〈性心理学〉译序》，潘光旦，《性心理学》［M］.89页

　　[8]《今日之性教育和性教育者》［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1卷［C］. 99页

　　[9]转引自《张竞生：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张竞生文集〉序》［A］，周彦文，《张竞生文集》［C］.5页，广州出版社，1998

　　[10]《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福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2页

　　[11]《性爱在今日》［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1卷［C］. 186页

　　[12]《中国之家庭问题》［A］，潘光旦，《潘光旦文集》1卷［C］.212页，潘乃穆、潘乃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3]《规训与惩罚》［M］.，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223页

　　[14]《性与社会》［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1卷［C］.117页

　　[15]《缪勒利尔〈婚姻进化史〉译本代序》［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4卷［C］.452页

　　[16]《性心理学》［M］.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